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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百二十五章 铺路!(4k)

第三百二十五章 铺路!(4k) (第1/2页)

苏允闻言点头道:“不用想了,就这般吧。”
  
  高太后看向吕公著等人,道:“吕相,你们怎么看?”
  
  吕公著想了想道:“将三部衙归还给工部倒不是不可以,不过当年先帝将三部衙归到户部那边,的确是让户部负担起来三部衙之意。
  
  之前的工部的确是没有能力承担这个职责,因此暂时归了户部,这是有历史原因的。
  
  不过现在工部既然有了苏尚书这等能人在,想来应该可以担起这个责任来,这也是个好事情,三省六部,少了一部终究是不像话。
  
  所以,此事老夫在原则上是赞同的,不过细节上仍然需要商榷一番。”
  
  高太后道:“吕相公,还请你说得再详细一些,尤其是需要商榷的细节,请展开说说。”
  
  吕公著点点头道:“首先是人员薪俸的问题,国朝从没有让各部自己负担的道理,之前从三司支付,现在自然全都必须从户部支出;
  
  其次是治水的问题,治水乃是国之大事,稍有不慎,便是滔天大祸,怎么可以系于这等意气之上,这个自然也是不妥,这个支出还得朝廷来兜底才行的;
  
  至于屯田,乃是国之大计,亦是不可怠慢,不可以盈利为先,而当是以稳妥为主。
  
  除了这个三个问题之外,其余的老夫便没有问题了。”
  
  高太后闻言连连点头道:“吕相公果然是老成持重,这三个细节都尤为重要,不可以拿来赌气,那这三部衙之事,现在当如何抉择,诸位大臣都可以说说。”
  
  曾布顿时感觉有些不妙,原本他是拿着这些条件来吓退苏允,但被吕公著几句话一说,现在却是成了要白白将三部衙送还给工部了!
  
  这怎么可以?
  
  是,三部衙的确在近几年是赔钱货,但又如何,亏的是朝廷的钱,又不是亏自己的钱,而没有三部衙在手,这权力可是完全不一样的!
  
  一般人看来,这三部衙之中最有价值的是将作监,因为将作监可以揽收很多工程,是可以盈利的。
  
  但在曾布看来,都水监以及屯田司才是最有价值的,原因是因为,都水监管理天下河流沟渠,通过管理这些河流沟渠的过程之中,可以与河流沟渠当地的官府产生联系,可以对其产生影响力。
  
  屯田亦是同样的道理,在屯田的时候,亦是可以要求地方官府进行配合,如此一来,自然亦是可以影响当地的官府。
  
  如此一来,自然会将手上的权力最大化,若是失去这两个部衙,那么户部的影响力自然会大大减弱,他曾布这个户部侍郎,自然也会少掉许多的权力。
  
  但是之前说将三部衙还给工部的话已经说出去了,这会儿却是收不回来了,但他又不甘心将三部衙白白送出去,因此只能将目光屡屡投向户部尚书李常,示意李常赶紧出来说几句话,最好将此事给阻止了。
  
  但他明显是媚眼抛给瞎子看了,李常对他的示意视而不见,继续垂着眼帘不说话。
  
  曾布忽而想起,好像当年那苏允有个‘才比韩忠献’说法,好像就是李常所说的吧?
  
  彼其娘之!
  
  怪不得他身为户部尚书,却眼睁睁看着自己这个侍郎将三部衙给出去,原来原因在这儿呢!
  
  曾布忽而有些迷糊:今日这事儿是怎么起来的?
  
  哦,是刘挚那贱人!
  
  若非刘挚那贱人弹劾苏允,哪里会提到此事?
  
  曾布顿时有些恼怒看向刘挚,却见刘挚一脸肃然,顿时脑袋一醒:嘿嘿,他们蜀朔斗法,自己凑什么热闹啊。
  
  近来旧党大规模回归,一开始大家都是弹冠相庆,庆贺废除新法,贬谪新法大臣,众正盈朝,但时日稍微一长,相互之间的矛盾也出来了。
  
  曾布乃是从新法那边叛变过来的,因此旧党们都防着他呢,而也因此他算是置身事外看得清楚。
  
  如今朝廷旧党已经有些形成派系的迹象了。
  
  在曾布看来,如今朝廷已经形成蜀、洛、朔三党,三党因为行事风格以及政见不同,已经渐渐有所对抗了。
  
  洛党的政见,与王安石多有异同。
  
  他们也像王安石那样,主张以理想来改造现实,他们所本的理想也是所谓“王道”的典范唐虞三代。
  
  不仅在理想方面,在具体主张方面也是这样。
  
  比如王安石以为:“今人才乏少,且其学术不一,异论纷然,不能一道德故也,一道德则修学校。”
  
  程颢则以为:“今师学废而道德不一,……秀民不养于学校而人才多废。”
  
  在这一点上,两者的看法完全一致。
  
  程颢曾上神宗书,其中有关井田、兵归于农、帝王必立师傅等等的主张,也多与王安石一致。
  
  熙宁二年程颢参与考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,就是因为有相同认识的基础。
  
  不过洛党与王安石也有不同,比如王安石特重法,而洛党偏重人。程颐曾说:“善言治者,必以成就人才为急务,人才不足,虽有良法,无与行之矣。”
  
  而蜀党则是以苏轼为首,对政事的看法较洛党柔软,言事论理不执于一端,所以他们并不强调某种理念,也不认为某种制度独胜。
  
  原本这两党领袖之间只是因为趣味、性格表现不同,比如洛党领袖程颐“不欲为闲言语”,援古句“吟成五个字,用破一生心”,说作诗是浪费生命,所谓“可惜一生心用在五个字上”。
  
  蜀党领袖苏轼则极好词采,以为“世间乐事无逾此者”。
  
  性格上更是大相径庭,程颐严肃有余,完全没有幽默感,苏轼则是在诗文书画诸方面都极显才华的大才子,性格中“活泼”的成分也较多。
  
  不过这些不同其实是没有关系的,但曾布最近听说因为苏允成为官家侍讲一事,蜀洛两党之间产生了一场直接的对决,这场对决之后,洛党最近对蜀党意见极大。
  
  朔党不同于洛党之处,在于朔党多为实务派官员,所以较重经验。
  
  洛党特别喜欢讲唐虞,讲三代,讲“王霸之辨”,而朔党不讲。
  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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